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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外交上，由于紧邻波罗的海，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关系密切，是同盟的重要成员。同盟商人在东欧最大的商站，就位于这里。各方经常进行基于共同商业利益的合作，所以十分熟络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无论制度、国家关系还是文化上，这里都更接近西北欧，而不是大陆腹地的其他罗斯国家。

    和大汗的铁杆狗腿子莫斯科相比，这两个国家，几乎代表了罗斯人截然不同的两个反面。

    他俩的矛盾，也一直延续到了很久之后。

    在郭康的世界，诺夫哥罗德最终因为军事失败被莫斯科征服，但“向欧洲”还是“向蒙古”的分歧始终没有消失，而是长期扎根在罗斯文明的核心之中。直到他生活的时代，这两种趋向带来的撕裂感，依然困扰着罗斯人。

    诺夫哥罗德与莫斯科，继任者圣彼得堡与莫斯科，皇帝与沙皇，欧洲与亚洲，西化与本土……这些成对的概念与象征，让罗斯文化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。

    当然，在这个时代，诺夫哥罗德的商人大概率不会把莫斯科土地主当自己人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诺夫哥罗德就是制衡莫斯科的重要力量。汗廷对于中部各国缺乏控制力量，但在最北的诺夫哥罗德，自从南北战争之后，反而一直派驻了总督和军队。

    因为在当地人看来，只要不耽误他们做生意赚钱，谁来管军队都差不多。所谓总督，不过就是原来大公的替代者。

    商业发达的副作用，是水陆盗匪多如牛毛，每年共和国都要投入大量钱财，招募佣兵护送商队，扫除匪徒。再加上西南的立陶宛和东南的莫斯科都觊觎共和国的财富，必要的安保是必不可少的，否则，很可能落得个有命赚钱、没命花钱的结局。

    一切服务，都要付出合适的价格。又想省钱，又想获得好服务，确实不太现实。如果想压低商业上的价格，就得在政治和外交上增加砝码。这一点，他们是很清楚的。

    南北战争结束后，诺夫哥罗德急于摆脱嫌疑，同时也要做好准备，应对罗斯地区权力大洗牌带来的冲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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